（视觉中国/图）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实践，如《胎养令》一类的著名政策，可谓耳熟能详。当然，这些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和实际生育文化之间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春秋时期的齐国，齐桓公命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通过强制要求适龄男女婚配，来促进人口增长。《管子·入国》一篇也记载了齐桓公时代的促进生育政策：“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就是由政府的官吏“掌媒”出面，撮合大龄男女，让他们结合成家，并给予国家授田，三年以后再给国家提供服役，刚成家和获得田宅的前三年，则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生小孩。此外“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意思是有三个子女的免除母亲的赋税和劳役，有四个小孩的免除全家赋税和劳役，有五个小孩的甚至还配备一个保姆，并提供两个小孩的食物，直到其成年。《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多有国家授田，所以这一政策可能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托名在齐桓公时代。

《国语·越语上》记载春秋晚期越王勾践为了对吴国进行战争，鼓励人口生育政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勾践载稻与脂於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餔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就是说一方面强制要求适龄男女婚配，一方面对多生育家庭进行各种经济奖励（猪、狗、酒、奶妈、口粮），善待本国的儿童，给他们各种零食甚至亲自询问他们的名字。此外，成书于战国三晋儒法家的著作《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记载说，这一职务需要“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即当时三晋国家很可能在基层组织实行了严格的户口与年龄登记，并由国家强制规定，最迟成婚年龄男性为三十岁，女性为二十岁。

秦朝生育率低下，西晋人杨泉《物理论》中收录的一首长城歌谣，很能反映秦朝平民的心态：“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此诗虽然未必一定是秦朝黔首创作的原诗，但反映当时一般心态的历史真实是客观的。里耶秦简所见当时很多家庭甚至是独生子女，其实就是这种社会原子化加高强度汲取力的结果。

汉代开始有鼓励生育的政策，汉高祖七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下》），即鼓励人口生育，生一个小孩免除家长两年徭役。汉惠帝六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以五倍人头税的重税率，强制适龄女性嫁人来增加生育率。东汉的汉章帝在公元85年颁布了著名的《胎养令》：“《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章帝纪》）。免除生育前后四年的重税算赋，还提供三斛谷子的“胎养谷”，用尽手段，以期增加人口。

此外，汉代官员如果在自己辖区内能增加人口，也是会得到提拔的，如《汉书·循吏传》记载南阳太守召信臣在任期间，因为“户口增倍”而得到“迁河南太守”以及“赐金”。又如《循吏传》记载颍川太守黄霸，因为在任期间辖区内“户口岁增”，而被提拔为京兆尹。《后汉书·孝明八王传》注引《谢承书》也记载说，东汉献帝时期陈国相骆俊对自己辖区内的产子妇女“厚致米肉”，也是官员鼓励辖区内人口增长的一种方式。此种传统在后世一直得到继承，如到宋代，也对基层官员实行“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俸”，“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的鼓励、惩罚机制（《宋史·食货志》）；“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将辖区内人口的增加，作为考核政绩最重要的标准。

当然，东汉颁布的《胎养令》，在后世仍然得到继承发展，如宋高宗绍兴八年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宋史·高宗本纪》），对于不能养活子女的平民，每人给予“免役宽剩钱四千”。宋孝宗乾道五年诏对于福建路的贫民“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宋会要辑稿·食货》），类似的胎养令和赐给胎养谷政策在宋宁宗时期也继续得到执行。胎养令之外，汉代以下各朝多有本着胎养令精神的各种奖励生育政策，如南朝刘宋时期沈演之赈济遭灾民众，“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宋书·沈演之传》）；梁武帝诏：“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梁书·武帝纪》）；“妇人正月以来产子者，粟一斛”（《新唐书·太宗纪》）。综合来看，先秦和汉晋以来尝试有多种手段对生育进行鼓励。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李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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