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曜是如何振兴东晋的呢他有哪些政策呢
2024年02月21日 宏泰资讯
司马曜是如何振兴东晋的呢？他有哪些政策呢？
司马曜是东晋第九任皇帝，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司马曜首如何振兴皇权的?东晋皇权振兴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西晋晋惠帝时期，由于晋惠帝大权旁落于皇后贾南风，引发“八王之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进而诱使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南下，史称“永嘉之乱”。经此一乱，西晋司马氏宗室基本团灭、元气大伤，实力微弱的琅琊王司马睿在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渡江，在建康称帝。
由于士族实力强劲，皇权旁落，民间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即使在琅琊王氏衰落后，士族门阀仍能薪火相承，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司马氏依旧是傀儡。但是，在淝水之战取胜后，声望达到顶峰的陈郡谢氏却很快衰落下来，东晋孝武帝趁机掌握了实权。
那么，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是如何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权?东晋皇权振兴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孝武帝采取了哪些巩固皇权的举措，最终实现了皇权的短暂复兴。
国家权力是封建帝王的权威所在，没有哪一位皇帝甘心被边缘化和皇权旁落。永嘉元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以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正式经营江东。不久之后，西晋覆灭，在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司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
虽然司马氏东晋立国根基不稳，但是自晋元帝司马睿开始，历代皇帝没有放弃过巩固皇权的努力。由于司马睿在南渡之前，政治威望和势力很是一般，来到江东之后，更是需要依赖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和吴郡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的鼎力支持。
于是晋元帝司马睿虽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御总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政在士族，”这就使得司马睿如芒在背，于是采取措施加权皇权，重用寒族刘隗、刁协制衡王氏，最终引发了手握兵权的王敦叛乱，杀死刘隗、刁协，使得晋元帝加强皇权的努力化为泡影，郁郁而终。
之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皇权沦为门阀政治的附庸。直到淝水之战以后，孝武帝力图复兴皇权，并最终成功地短暂地振兴了皇权。
在孝武帝即位之前，东晋皇权正处于最低谷时期，此时的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夺权，只是碍于其他士族的坚决反对和自身不愿用强等因素，未能如愿。但是，在桓温效仿伊霍之举，废除海西公另立简文帝之后，司马氏政权已经危在旦夕。
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并非雄主之才的孝武帝即位后，即使是在陈郡谢氏领导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情况下，居然没有费太多周折就成功地巩固了皇权，这其中既有跟随司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面临人才断档的危机，门阀政治难以为继的因素，也有孝武帝采取措施不断加强皇权的因素，也有打赢淝水之战的士族领袖人物谢安个人进退取舍的因素。
先说说北方士族日益腐朽，人才严重断档的因素。这是孝武帝得以振兴皇权的根本性因素。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
一则东晋皇权是北方流亡士族和吴地士族共同拥戴的结果;二则，司马氏是南北士族相号召，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旗帜，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构成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皇权与士族势力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当士族的势力不足以压制皇权时，皇权的力量势必上升，进而逾越平衡点打压士族，待到士族势力被压制到瓦解的程度，东晋皇权也失去了维系存在的政治根基，无力独立应对北方政权的压力，不得不让士族以外的寒族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寒族势力最终成为了东晋王朝的掘墓人。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即使是掌握朝政的士族，如果本家族没有合适的人物为代表以执掌权柄，其政坛的统治地位也难以为继，不得不由其他门阀取而代之。东晋建国初期，以王导、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占据朝堂主导地位，但随着王导、王敦相继去世，琅琊王氏的优秀政治人才后继乏人，于是逐渐衰落;
颍川庾氏凭借外戚身份跻身朝堂，庾亮、庾冰、庾翼相继执政，庾翼去世后，颍川庾氏很快消亡;龙亢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温去世后，龙亢桓氏一蹶不振，被陈郡谢氏取而代之。以上都是家族优秀人才的多寡有无存亡影响所在士族门阀政治地位的例证。
为了维系士族政治地位不坠，士族门阀往往更重视宗族利益而非单个家庭利益，大都从全族中精心挑选人才以光耀门楣。于是，士族门阀在挑选继承人时，往往重视人才并不十分看重是否是嫡嗣出身，更看重年长的兄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
这样的例子在东晋中前期屡见不鲜。如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相继掌权;桓温去世后以弟弟桓冲执掌家族;谢安执掌朝政大权后更加倚重侄子谢玄。
跟随司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虽然重视人才培养，但是随着东晋政局趋于稳定，士族的忧患意识衰弱，经过三、四代人之后，士族沉迷于玄学，腐朽程度不断增加，优秀人才日趋匮乏。再加上出于政治联姻的考量，士族子女的婚嫁往往局限于门当户对的士族之间，选择面很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种退化的现象。
士族门阀难以持续涌现出有能力执掌权柄的人才，使得他们无法像以往一样有效挟制皇权，继续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陈郡谢氏在淝水之战中的成功已经是士族门阀最后的辉煌。
在谢安和谢玄等人去世后，不但谢氏人才凋零，其他士族短期内也难以涌现出优秀人才取而代之，继续执掌权柄。这一权力形势的变化给了虚弱已久的司马氏皇权复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比较顺利地从陈郡谢氏手里拿回了军政大权，但是，掌握相权的司马道子却因独揽大权，与有意直接掌握皇权的孝武帝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而辅佐朝政的太原王氏也因依附力量的不同，产生内部斗争，进而进一步激化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到了太元十四年，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开始明朗化。为了遏制司马道子的势力，孝武帝开始培育自己的力量。这一年的六月，桓温的侄子桓石死于荆州刺史任上，司马道子任命王忱为荆州刺史。
次年，孝武帝便针锋相对，任命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到了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刺史任上，孝武帝直接下诏任命自己的亲信黄门郎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
从史书记载看，孝武帝的所作所为绝非明君，“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司马道子也不是什么贤臣，“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失去了士族门阀的制衡，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对东晋后期政局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各个方镇之间兴兵作乱不断，助长了方镇的势力。兄弟之间斗争不断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太和二十一年，长期沉迷酒色的孝武帝暴死，权力的失衡使得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隐忍未发的权力矛盾爆发出来。孝武帝去世后，司马道子统领朝政，并自己派系的太原王氏王国宝提拔为左仆射，参掌朝政，又任命王国宝的族弟王绪为建威将军、琅琊内史。
但是，孝武帝的亲信殷仲堪、王恭仍然在外镇掌握重兵，司马道子在王国宝和王绪的建议下决定剥夺殷仲堪、王恭的兵权，引起王恭的反抗，隆安元年，王恭起兵进攻建康，迫使司马道子杀死王国宝和王绪谢罪。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进攻建康，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成功策反王恭部将、北府军将领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身亡，殷仲堪不得不退回荆州。从此之后，长江上下游沿岸的方镇与朝廷、方镇与方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激化和复杂。
二是士族掌握的军事力量日益衰弱。原本长江上游荆州和下游京口的军队都是由士族门阀掌握，在王恭第二次进攻建康的过程中，虽然司马道子一方策反了北府军将领刘牢之，但是北府军并不能真正为司马氏掌握。
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军事威胁，司马道子父子决意从朝廷直接管辖的三吴地区征兵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于是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为“乐属”，把他们移往建康服兵役，此举激发了三吴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调动北府军镇压起义。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原本与刘牢之共同掌握北府军的陈郡谢琰被杀死，使得北府军的指挥权完全落到了寒族人士手里，北府军再也不是皇权或是士族所能掌握的军事力量。
三是征发“乐属”组建军队引发的孙恩叛乱对士族门阀打击很大。前面已经提及，司马道子父子为了军事对抗各方镇，决意在三吴地区征发原来是奴隶、后来被赦免成为豪族依附部曲的佃户，把他们编为“乐属”，此举引起士族门阀的强烈不满，将征发人物转移到低级士族和自耕农身上，使得低级士族、自耕农和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迅速计划，最终酿成了孙恩叛乱。
隆安三年，孙恩利用底层民众的不满发动军事叛乱，并在三吴地区大肆杀戮士族门阀，“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
孙恩叛乱对三吴地区的士族门阀给予毁灭性打击，随后继承孙恩衣钵的卢循起义又将其他地区的士族门阀消灭殆尽。而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壮大起来的刘裕不断进逼东晋皇权，却没有遭到士族门阀们的强烈抵抗，主要是由于士族门阀的精英人物大都被杀戮殆尽，无力维系东晋政权。
东晋政权是西晋末年在江南地区的特殊政治产物，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十分特殊，东晋中前期，正是由于皇权与士族、士族门阀之间、北方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进而保障了东晋政权的相对稳定，但是这一稳定是以皇权受到抑制和士族有效掌握政权为前提的。
随着士族门阀的日益腐化、人才匮乏，淝水之战之后，才能平庸的孝武帝成功地从陈郡谢氏夺回了政权，但是，由于孝武帝和执政的司马道子父子治国理政能力有限，无法有效掌握政权，反而激化了司马氏与方镇之间的矛盾。
为了应对方镇的军事威胁，司马氏征发三吴地区的“乐属”从军，引发了孙恩、卢循起义，士族门阀被消灭殆尽，刘裕等寒族趁机坐大，司马氏失去了士族的支持，加剧了东晋灭亡的进程，孝武帝去世不过三十年，东晋就亡于刘裕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