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火枪发展为何会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

2024年02月21日宏泰资讯

中国古代火枪发展为何会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任大

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钟少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兵器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著有相关著作多种，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分卷。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虫》一书中，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这个访谈，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中国古代的小说、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

钟少异：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在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三国志》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但罗贯中创造的“青龙偃月刀”也有参照物，这就是宋代《武经总要》中著录的“掩月刀”。对这种现象，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走向兴盛的，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写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创造或改造，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时事，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比如《水浒传》。

在这些作品当中，武艺高强的人常被描述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钟少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南宋宁宗朝的武状元华岳(人称翠微先生)所著《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是较早的记载。此后“十八般武艺”一语在元明杂剧、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艺”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中说：“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抡不动那鞭、简、挝、槌。”

关于“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说法。《水浒传》第二回说是“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杈或作朳)”。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中说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关于“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说法更多，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简锤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习练技艺。在中国传统武艺中，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说“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弓的地位逐渐下降，及至晚清，习练弓箭者越来越少。由“十八般武艺”衍生而来的“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习练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十八般武艺”和“十八般兵器”其实都是概举，举其要者。之所以举了“十八”之数，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九者，阳数之极也。所以古人举数物事，常喜欢凑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天、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等等。印度传来的佛教，本只有十六个罗汉，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凑成十八罗汉。久而久之，民间盛称十八罗汉，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罗汉了。钟少异：在冷兵器时代，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中国古人所谓“阵”，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方阵作战”。“方阵”一词，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多数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阵作战”概念就是用其广义。

方阵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统一步调，形成强大的集团冲击力或坚强的整体防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是方阵对决，以整胜乱、以整胜散是基本规律——哪一方的阵形先乱，哪一方的阵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归于失败。因为保持整齐队形的集团方阵，其强大冲击力或坚强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难以对抗的。所以古代实战阵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厚集兵力，整齐统一，即以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密集厚实的整齐集团队形，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其方法并不复杂，其特点就是厚集兵力，简单实用，统一整齐。越复杂的阵法，必然越难以统一一致，往往不足以胜敌，反而自乱阵脚，自取其败。

阵法发展到后来,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出现了“八卦阵”、“天门阵”这些东西?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已经神秘化了的阵法?

钟少异：中国古代阵法理论发展之所以与简单、实用的实战阵法相背离，走上神秘化、复杂化的玄虚道路，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阴阳理论的盛行。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趋于成熟，逐渐成为中国人看待宇宙万物世界万象的基本方法论。受此影响，在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兵阴阳学派，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预测、分析、阐发战争和军事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兵阴阳理论。汉代将兵家总分为四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汉书·艺文志·兵家》述兵阴阳理论：“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斗击，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胜，五行相胜。)这一派人多为占星望气的方术之士，排兵布阵之法是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却有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阵法理论，遂越来越脱离实际，而趋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论兵风气的盛行。文人论兵，发端于战国时期，渐成风气，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众”，“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韩非子·五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夸夸其谈成为时尚，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文人论兵的风气在宋、明两代达于极盛。众多文人学士，热衷于谈兵论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又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更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复杂化，于是，在阵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论兵和兵阴阳理论的合流之势，大量的兵书，纯粹从兵阴阳的理论模式——诸如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八卦九宫，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玄而又玄，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其末流甚至堕落为奇门遁甲的法术。宋、明两朝，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实际战场上则疲弱不振，屡战屡败，与此不无关系。了解了中国古代实战阵法与阵法理论之间存在的悖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阵法研究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必须以实战为依归，力求把握其实战性特点，切忌堕入传统阵法理论神秘化、复杂化的误区。

说到阵法，让人联想到战车。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似乎经常用到战车，但到了两汉时期似乎就慢慢地淡出了。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钟少异：你所说的战车应是特指古典战车，即独辕的马车，用于搭载将士冲锋陷阵。在世界古典时代，这种战车在东西方都有广泛使用，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夏商周文明中都能够看到其踪迹，尤其中国对古典战车的运用是相当突出的。经过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发展，古典战车的运用在春秋时期达于极盛，常见一战萃集上百辆以至数百辆战车。众多的战车搭载兵士，列阵交战，气势磅礴，“如霆如雷”，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这与西方古典时代一般只在战争中使用少量战车，主要由将帅及其亲随武士乘用有很大不同。由此在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车战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主要使用战车作战的时代。

您自己写过一篇《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性的外来影响呢?举个例子来说，元代的襄樊之战，元军使用了“回回砲”来攻打樊城、襄阳城，而这种兵器是由回族学者发明的。套用时髦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兵器发展的“内亚性”?钟少异：古代兵器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是技术史、军事史也是文明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各方面对这个内容都还注意不够，研究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问题，如对火药西传和早期火器东西互渐的研究较充分外，大量问题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自己对这个方面也缺乏研究，知之甚少。当初写《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一文，主要是因为读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觉得书中有关唐朝武器中外来物的论述过于薄弱且不够准确，于是略述个人所见，实在也是很没有系统性。

你提到“内亚性”的问题，确实，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及其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在沟通东西方中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和军事技术的传播交流问题，也很需要有这样的视野。火药西传是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宋元时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通过丝路贸易和蒙古军西征传到阿拉伯地区，进而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的这种结果，离不开诸多亚洲内陆民族的活动。又比如抛石机的传播。在火炮发明之前，抛石机是威力最大的攻城武器。古代抛石机有人力曳索式和配重式两种主要类型，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曳索式抛石机，传到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对其进行了改良，发明了威力更大的配重式抛石机，蒙古军南下攻宋时，从阿拉伯地区引进配重式抛石机，终于攻陷久围不克的襄阳城，打开了灭亡南宋的大门，中国文献中因而把配重式抛石机称为“襄阳砲”“回回砲”。但目前对抛石机的研究和史料挖掘还不够充分，其传播改良过程中的许多情况不甚了了。

类似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以内陆亚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视野去把握，而国内学术界目前的工作都还比较初步，比如冶铜术的起源和传播，冶铁术的起源和传播，马车的起源和传播，骑马的起源和传播，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兴起、传播和衰落，等等。深入地究明这些问题，才能对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互动和发展建立起真切的图景，这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